从广东出发，全国大江南北的“鬼城”，我们几乎都去过，发现一些规律。比如南方的“鬼城”体量没有北方那么大规模;“鬼城”形成的原因各不相同，有的是楼盘的开发商卷款跑了，有的是楼房出了事故或有质量问题，有的是房子的产权有争议，还有的地区因为经济发展不好留不住人。
夜晚的“鬼城”漆黑一片，四周只有蝉鸣声，“二打六”的几个成员围坐在一小簇篝火前，聊天喝茶，背后是静默矗立的联排高楼。
小区没有居民，没有灯火，只有楼房，所有的窗门都空洞黑黢，孤零零的几个人在钢筋水泥的森林里显得无比渺小。
人们把鲜有人居住的烂尾楼小区群、废弃的新城等叫做“鬼城”，而这样的场景，是“二打六”艺术小组过去五年来的日常。这个来自广州的艺术家团队，已经走访过全国近六十个“鬼城”。
“既然有房没人住，那我们就去睡一下吧。”小组成员黄海清说，他大学本科学的是环境艺术，跟建筑、规划、园林有关，毕业后以画画为生，最终还是做了跟“鬼城”相关的作品，“冥冥之中可能是注定的。”
“二打六”成员探查“鬼城”现场。
于是“二打六”这一帮人，带着帐篷、洗漱品、炊具和被子，走进“鬼城”去生活，也进行艺术创作活动，收集艺术创作需要的素材。“二打六”小组把日常生活移植到“鬼城”，又通过艺术展览把鬼城拉进都市人群的视野。他们的艺术作品最近正在广州太古美术馆展出。
在寻访“鬼城”的过程中，“二打六”小组发现，导致鬼城形成的原因各不相同，有的是城市规划出了问题，有的是开发商卷款跑路，还有的是区域经济衰败导致人口流失，等等。南北也各有差异，北方的“鬼城”比南方更多、规模更大;当然还有建筑风格不同，有的是江南水乡婉约风，有的是欧洲罗马豪华风。他们这几个南方人，在内蒙古的鄂尔多斯感受到罕见的小雪温度，也在江西的湿润荒野饱受蚊虫叮咬。
“鬼城”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，随着区域经济变化发展，一些“鬼城”以艺术创意园的形式又被利用起来，还有的因为附近城市的高房价带动而被动复活，更多的一些“鬼城”，长达一二十年无人居住，至今仍在沉睡。同样关注农村空心化现象的黄海清认为，空心村也是另一种形式的“鬼城”，只是村落曾经热闹过，有过人类生活的痕迹。
寻访“鬼城”的这几年，“二打六”的艺术家成员，从刚出学校的青年大学生，迈入了要为房贷、家庭琐事等头疼的中年人阶段。寻访的成员也不断减少，从最初的七个，变成六个，现在仅剩四人。
他们在自由散漫的艺术生活、琐碎庸常的日常生活之间穿行，但仍然选择一次次从都市出发，走向那些无人问津、荒芜边缘的“鬼城”。
以下是“二打六”团队的艺术家黄海清的讲述：
寻访“鬼城”
“鬼城”里当然没有鬼，按有的专家的定义，“鬼城”是指长期居住率在百分之十以下的地区。我们寻访的过程中，把荒废了的、没完成的建筑区域，也包括大规模的烂尾楼群，统称为“鬼城”。
比如2020年10月，“二打六”小组探访了位于广州黄埔区金坑村的澳洲山庄，它被称为广州最大的烂尾楼群，荒废22年，一共有292栋楼。2017年我开车经过这里，远远地看到很多废弃的楼房，但是当时没进去，那时候还没有地铁。2020年10月份我们去了那里做作品，澳洲山庄没有什么变化，但地铁已经修过来了。
澳洲山庄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建筑，占地1000多亩，整个山头都是密密麻麻的楼房，山的另外一边是一个湖，有山有水，视野开阔，二十多年前这里曾经掀起过销售热潮。我从新闻中了解到，后来因为房地产开发商资金链断裂，导致了烂尾以及一系列产权问题，两千余户业主，房子完成交付的只有60来户。
在这个荒废的、杂草丛生的小区，生活非常不便利，但是仍然有零星的业主在生活，他们定时聚会、维权发声。上次我们去的时候，碰到一个老阿姨在种菜，简单聊了几句。这些业主现在都是六十多岁的老人，二三十年前就买下这里的房子。倒退回那个年代，他们在30岁左右就能买房，也是很厉害的。他们当中有医护人员、工程师、商人，现在都老了，开发商的老板本人也住在里面。
类似的地方，我们已经走了大约六十个，在这些“鬼城”里，几乎只有我们自己和寂静的荒芜。也会遇到人，但相遇却很平静，他们可能以为我们是露营的。有一次我们在广东清远的一个“鬼城”过夜，第二天早上起来，刚从帐篷走出来，还没睡醒，就遇到一个父亲带着他的女儿在里面散步，四目相对，互相平静地点点头，也没说什么。还有一次是在安徽肥西的一个“鬼城”，有一些农民工住在里面，养着鸡和狗，他们似乎把那里当作自己的家了。
从广东出发，全国大江南北的“鬼城”，我们几乎都去过，发现一些规律。比如南方的“鬼城”体量没有北方那么大规模;“鬼城”形成的原因各不相同，有的是楼盘的开发商卷款跑了，有的是楼房出了事故或有质量问题，有的是房子的产权有争议，还有的地区因为经济发展不好留不住人……
一开始我们在网上搜索“鬼城”的信息，后来随着我们做展览，越来越多的人主动给我们提供线索和信息。在这些冗杂零碎的线索中，有的“鬼城”虽然已经荒废一二十年了，但近年来又复活，有一些只是小规模的一两个烂尾楼。我们需要筛选出符合自己选择标准的可靠线索，去探寻其中一些“鬼城”。
有时候，我们可能对某一个“鬼城”查了很多资料，在去寻访的路上，还会再看看周围别的“鬼城”，总是有意外的发现。比方说从广州去鄂尔多斯，开车经过西北的时候，在陕西神木看到很多“鬼城”;回广州的路上，经过江西、安徽，又看到很多“鬼城”。我们就在意外发现的地方住几天，继续做作品。
所以行程一般都没法预估，有时候本来预计5天结束，出去2个月才回来。我们一直在路上或者在“鬼城”里，有的“鬼城”里面没有电，所以我们需要隔一段时间回到城市里，补充物资，给蓄电池之类的设备充电。设备都很简陋，拍摄用品、煮饭用的炉、帐篷睡袋、蓄电池、药品、照明灯等。出于安全考虑，还会带锄头和刀具之类的。
有时候遇到保安不让我们进去，被骂一下无所谓，但有一次被警察抓到，让我真正感觉到危险。那次我们超载一个人，遇到警察巡查，我在驾驶座上，警察让我下车的时候，车门上的电棍突然掉下来了，充满某种戏剧性。警察变得非常警惕，突然就三四个人围过来，把车给清空，所有东西搬出来检查，又在车座后背上找到了锄头、刀。
其实这些都没什么，我最担心的是设备里面的影像记录。因为我们已经走了一个多月了，总觉得自己做的事情，好像并不是那么光明正大，甚至触碰到某些人的利益，怕记录被看到后被删掉。
警察把我一个人拉到保卫室去盘问了一个多小时，一直在问电棍怎么来的，幸运的是没有打开我们的摄像机。这个事情之后，我们都变得警惕，为了避免再次被查车的风险，让一个成员单独坐飞机，把所有资料先带回广东。
“都是资源的激增和浪费”
我们进去一个“鬼城”之后，会先寻找驻扎地，然后分工：有人记录，有人搭帐篷，烧水喝茶煮饭吃饭，去做作品，把该拍的一些概况拍下来。
在“鬼城”里有时候我们也会捡到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，比如石头——能够体现地貌特征，民工没带走的鞋子毛巾——能够展示他们在这里的一段短暂生活，还有建筑材料——记载了“鬼城”以前的状态。
在灰暗空洞的“鬼城”里，我们也会看到一些有意思的具象。比如上个世纪90年代修楼房最为流行的马赛克格子瓷砖墙壁，因为房子没有人住，覆盖大片霉斑或者杂草，过早地失去了价值。毛坯房里没有居民，只有水泥地上连成线爬行的热带蚂蚁，成为这里唯一的居民。
形成什么样的艺术作品?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收集到艺术展览上，经常用到的元素是水泥，因为这是构建一个城市的最基本、最牢固的元素，人们的时间、岁月、记忆都在里面。
有一次展览开幕的时候，我在现场做了一个行为艺术，我躺在地上，成员们把从“鬼城”捡回来的被子，渗透上水泥，再盖在我的身上。四个多小时一动不动，我等着水泥凝固，再从里面爬出来，水泥被子已经定型。就等于拿我当建筑，架构了一个城市，但是这个人走了，城空了。
除了“鬼城”这个社会问题，我们也关注过共享单车、空心村，以艺术的行动，让人们去思考身边的问题。
几年前跟丢弃的共享单车有关的艺术，其实和“鬼城”有不谋而合之处。共享单车、“鬼城”，都是某种资源的激增，然后导致了巨大的浪费。当时我们去城市周边的废弃水沟，看到丢弃在水沟里的单车都是烂的，车胎瘪掉，或者骨架弯掉，面目全非、没有人要。我们把这些共享单车打捞出来，放到事先准备的停尸袋里，打包好直接运往美术馆去展示。
一个袋子装一辆共享单车，一共捞了好几百辆。装到停尸袋里，我们把它变成某种生命的样子，希望引起人们对资源浪费的重视。
婺源“鬼城”里的“二打六”。
空心村这个项目也是从“鬼城”派生出来的，入住率不足10%可以称之为“鬼城”，一些空心村也适用。但空心村跟“鬼城”不一样，它曾经有人住过，曾经辉煌热闹过，随着时代的变迁或者由于某种发展的需要，现在败落了。
我去“鬼城”的时候，整个人是很开朗的，“鬼城”虽然荒废了却很干净，但是去空心村，让人觉得很压抑，村里会有很多以前的痕迹，是被人遗弃掉的感觉。
比如说顺德的大汕岛有个空心村，被誉为“顺德新城中最后的村庄”。村子上头有个连通河两岸的超长高架桥，周边都立起高楼大厦，这个村子就形成了一个低洼的孤岛，它到外面的交通很不方便，似乎是时代里面的一个牺牲品。
但我觉得不论是“鬼城”还是空心村，都有可能复活。对于村庄来说，中国人一直存有落叶归根的观念，很多农民出去打工几十年，最后可能还是会回到生长的村落里。而对城市来说，有一些“鬼城”活过来是因为房价，比如广东靠近深圳的惠州，曾经很多地方死气沉沉，后来因为深圳的房价太高，很多年轻人在深圳买不起房，就跑到惠州买房，慢慢的惠州有了生气。还有最近几年很多艺术类别的创意园兴起，以另一种形式为“鬼城”赋予了生命。
通过艺术产生“问题意识”
我们“二打六”小组，最早在2010年就聚在了一起，2015年才正式取名。为什么要取“二打六”这个名字?一是团队成员都是土生土长的广东人，想用粤语的词汇来给小组起名字;二是在当时的艺术圈里，我们和主流有名气的艺术家相比是十分边缘化的，借这个方言来嘲讽自己是小人物。
但对此寄予的希望是，我们“二打六”小组的艺术跟这个时代紧密相关，通过艺术的形式，让更多人知道社会的问题，产生问题意识。
我的父辈是农民，在农村有自己的土地，上个世纪80年代在老家建了房子，一直住到现在，他们自己是没有买房的概念的。但到了我这一代，我学的是艺术专业，毕业后就天天画画、大吃大喝。年轻的时候是过了今天就不考虑明天，也没有储蓄的概念，父母他们对我的这种生活很警惕，觉得我需要买一个房子，作为一种寄托和生活依靠，不管是以后结婚，还是没钱了，有了房子至少能够生活。
所以我早早买了个房子，现在看来父母有远见，但现在我有很多上班族的朋友、同学，在房价涨了好多倍的情况下，一辈子至少三十年要供这个房子，甚至还有一些人因为没有房子结不了婚，或者在“丈母娘的压力”下和女朋友分手了。
艺术家这个工作虽然能够保持我们的自由，但是也有一些具体的生活问题。最初我们“二打六”有7个成员，这期间不断有人因为家庭压力、生活压力而离开。2016年工作室搬迁，有一个成员选择回老家。2018年，工作室又搬了，又有两个成员离开了广州。
仅剩的还在路上的四个人，我们每年有半年的时间都在路上。我们没有时间连续地画画，没有了收入来源，没钱了，我们就在旅途上也找点活儿干，赚一点小钱，再去做作品。我们做过的工作不计其数，比如去工地上搬搬砖，给人画一些壁画、做设计等，又比如上次给加油站做广告牌等等，生活面前人人平等啊。
这些年在“鬼城”里度过的一个个日子，平静又孤独，我们见证着一砖一瓦的缓慢变化，也真切感觉到时间在自己身上的流逝。我们从学生变成了中年，“那把长发，跟随着发际线往后移，却都留在了鬼城里”，希望这个作品能够再久一些，我们要“睡到中国没有鬼城为止”。(记者/张楠茜)
